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更是一次充满艰难险阻的战略转移。为了革命的胜利，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前进的道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在了雪山草地。为了轻装简从，迅速摆脱敌人的围堵和拦截，一台台机器被砸碎了，一叠叠文件被烧毁了，但是，这台油印机却始终没有被销毁，战士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它。尤其是惨烈的湘江之战，担负后卫任务的红八军团为了阻挡敌人，大多壮烈牺牲，一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一千余人。一批批官兵倒下来，一批批将士又冲上去。当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蹚着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头凝望时，不禁热泪盈眶，在他的身后只剩下一个肩上扛着油印机的小红军。

一路上，中共中央用这台油印机传达各种指示、命令，用印刷好的宣传品鼓励战士们奋勇当先。为了将中央的命令、指示等文件尽快印刷出来，及时送到各部队、各单位，负责印刷的同志们不顾劳累、不顾饥饿，甚至对近在咫尺的枪炮声充耳不闻。他们刻蜡板、拉油滚，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条不紊，若是遇到紧急情况，工人们更是彻夜不眠印刷文件。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指示、每一道命令都能及时下发到各单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油印机被带到了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军委机关迁往延安时，将油印机留给保安县政府使用。1953年11月，志丹县政府将其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印刷厂除了印制货币及各种有价证券以外，主要承印大量的书报刊。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在印刷品的印刷数量上要严格限制。

战时，印刷厂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扫荡，还面临物资短缺等问题。刚开始印刷报纸采用石印机，后来为了提高效率，改为铅印，用8页机、12页机、6页机印刷出报。恶劣的战争环境要求印刷厂军事化、轻装化。印刷工作经常受到环境影响并频繁改变印刷地点。为此，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抗日根据地研制出轻便的印刷机——“马背上的印刷机”。

常用的8页机重约1吨，很不方便。为了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从1941年11月，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的牛步峰等在社长邓拓的领导下，将石印机改造成了轻便的铅印机，重约500斤，另外加上必需物资，共需要8匹骡子才能做到“游击办报”。由于过于笨重、转移不便和目标过大等原因，后来又创造出只用木头部件代替并使机器更加轻便的办法。他们在只有几件简单工具如锉刀、锯条、手摇钻的条件下，根据铅印机的原理，自造木头零件。经过3次改造，至1943年夏，用枣木制成了木质轻便机(转轴利用石印机轴)，只有手提箱那么大，才30多公斤，一头骡便可以驮走，拆卸开可以人背、肩扛。拆装十分方便，一部印刷机器可以拆为7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5千克。一旦敌情紧张，每人背上一件就可爬山越岭，每转移到一个地方，借用老乡的一个饭桌，几分钟内即可开印。改制的轻便铅印机，大大地方便了印刷厂的迁移，为宣传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华日报》共发行3231期，在其发行的9年1个月又18天的漫长岁月里，一台高约1米、长约2米、重达一吨、装有德国西门子马达的平版印刷机，一直担负着繁重的印刷工作。

1937年冬天，新闻人潘梓年在武汉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了一台装有德国西门子马达的平版印刷机。同年12月，印刷机投入了《群众》周刊的印刷。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印刷机又承担了《新华日报》的印刷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的公开机构及《新华日报》社辗转迁渝。印刷机也随之撤至重庆西三街，继续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给民众。

因为印刷任务繁重，印刷机常常需要24小时连续工作。当时，国民党搞破坏，经常断电，这对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造成了非常大的损耗。印刷机的左下角甚至被折断过，工人们找来铁钉、铁皮进行了修补。印刷机如一个负伤的战士，继续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作战。

1939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印刷机迁至化龙桥虎头岩下，在山岩的简易防空洞内，任劳任怨为党的新闻事业艰苦耕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震惊中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诋毁与污蔑，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两幅题词。为了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印刷厂的同志们排了两个不同的版式，一个是没有周恩来题词的报样以应对检查，另一个是有题词的报样，并悄悄连夜赶印。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宪特突然包围了《新华日报》重庆分馆，无理将《新华日报》查封。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军管会清查监狱时发现了这台印刷机。由此，新华日报印刷机有了更形象的称谓——一位受过伤还坐过牢的老战士。

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将印刷机运回市中区，为市委、市政府专门印刷文件，后又转交市计划委员会印刷厂，直到1985年7月才正式退休。在今天，给机器通上电的话，这台印刷机依旧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西柏坡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急需发行统一的钞票，以便建立新的经济金融秩序。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会议研究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的过程中，最紧迫的工作就是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制。当时，解放区的专业人才奇缺，筹备处多方搜寻，最后确定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镛负责设计。两人曾参加过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的设计印制工作，有丰富的设计经验。王益久负责设计第一套人民币票版正面图景，背面图景由沈乃镛设计。

很快，第一批人民币的票样设计出台，并送交中央审批。经中央批准的第一套人民币首批设计样稿有三种图案版别，即耕地图、火车站图和万寿山图。票版设计完了，紧接着就是人民币的印刷。为完成印制任务，筹备处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制人民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日，军管人员接管北京印钞厂（时名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立即发动职工日夜抢修安装散放在废铁堆中的机器，用军管人员带进城的人民币的原版为样本，利用现有设备全力开工印刷，很快便生产出了第一批人民币。经过不断的紧张印制，人民币不仅满足了北平的需求，还源源不断送到全国各个新解放地区，使人民币在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这台圆盘印码机在这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那段光辉历史的见证。后来，随着印钞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这台印码机逐步改为钞票印制过程中补码使用，一直到2001年才“光荣退役”。2003年初，这台机器运到了西柏坡，成为引人瞩目的红色革命文物。如今，它静静躺在西柏坡的陈列大厅里，向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着人民币背后的故事。